肯尼迪被杀案背后的阴谋理论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上个月发表了心理学家帕特里克·莱曼的《天生的阴谋》一文，文中称，无论你是彻底的阴谋论者、坚决的反阴谋论者，还是态度介于两者之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阴谋理论在当代文化中无处不在。数以千计的电影、脱口秀和电台热线节目都以它们为主题。

　　作者认为，对阴谋理论买账的人似乎明显地与日俱增。对堪称最著名的阴谋理论——1963年刺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阴谋——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在1968年的调查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表示相信这个阴谋理论；到了1990年，相信者的比例已经增至十分之九。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围绕此案出现了许多“阴谋理论”，被怀疑的凶手包括黑手党、古巴流亡人士及美国中情局（CIA）等等。另外，与此案有关的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为什么会在遇刺事件发生两天后打死奥斯瓦尔德，也成为一个悬案。

阴谋理论的社会影响　　

　　帕特里克认为，互联网为新理论的迅速创立和接受规模空前之受众的无休止辩论提供了条件，这可能是相信阴谋论者的数量普遍增加的因素之一。例如，1997年戴安娜王妃遭遇车祸身亡之后不过数小时，就有一个以戴安娜遇害阴谋为主题的网站创建了。

　　那么，阴谋论文化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哪些影响呢？阴谋理论可能具有宝贵的社会作用。我们需要人们进行“常理之外”的思考——尽管常理之内的思考往往更有意义。阴谋理论家有时候是一些小人物、却对大人物——包括国际公司和政府——提出质疑。毕竟，有些阴谋理论最终证实是真相。

　　另一方面，阴谋理论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在冷战期间，它们无可置疑地加重了东西方之间的不信任。对精明的政治家或竞选者来说，散布很难甚至不可能核实的谣言不失为利用大众恐惧心理的好办法。

　　这种信仰可能对民众的生活有深远影响。例如，一项调查表明，超过20%的非裔美国人相信爱滋病病毒是美国政府在实验室研制并散布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遏制黑人人口的增长。相信这种说法的人也倾向于怀疑政府关于避孕套能防止爱滋病传播的说法。考虑到非裔美国人尽管只占美国人口的12%，却占据了全国爱滋病发生率的近一半，“这些调查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穷人比富人更易接受阴谋理论

　　帕特里克通过自己与心理学家克里斯·弗伦奇联合进行的研究发现，什么人在相信什么理论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例如，相信肯尼迪遇刺阴谋的人在三十六岁以上的人群中比例最高，而那些年龄在二十到三十五岁之间的人最容易相信9·11事件背后有阴谋。也许，最出乎意料的是，最小的年龄组——十九岁以下的人最不容易接受任何阴谋理论。

　　心理研究还发现，年龄并非影响阴谋论相信度的唯一统计学数据。美国进行的几项研究发现，少数族群——尤其是非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比美国白人更容易接受阴谋论。

　　而帕特里克最近的研究则发现，人们的收入程度与相信该理论程度的联系更为密切。经济困难的人比收入水平一般的人更容易相信阴谋理论，而富裕人群则是最不易相信的。

　　那么，什么样的思维过程会导致人们相信阴谋论？通过“重大事件——重大起因”的思考模式可发现：大致而言，人们常常认为重要的、影响广泛的后果很可能是由重要的、影响广泛的原因造成的。

　　此外，还有人研究了人们寻找和评价证据的方式如何影响他们的信仰体系、大量研究表明。一般而言，人们对符合自己已有信仰的信息更加关注。这种倾向叫做“确认偏见”。帕特里克在英国进行了一项研究，给志愿者发放关于一次暗杀图谋的虚假描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新信息与阴谋论者所相信的相符合，他们就会认为这些信息似乎合情合理。此外，阴谋论者还认为含糊的或中性的信息也更能佐证阴谋的解释，而反阴谋论者则认为这些信息更能佐证这不是阴谋的说法。同一项证据却能被不同的人用来支持完全相反的理论。

　　需要注意的是，反阴谋论者也表现出类似的偏见：他们会寻找一些证据，并认定这些证据是佐证官方或非阴谋描述的。因此，阴谋论者并不一定比反阴谋论者更加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