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重构价值观的关键
摘要：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遭受的最大干扰不是外患，而是公民利益在国家内部受到压迫――尤其是乌托邦对小群体的摧毁，还有政治合法性――直接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危机。以上两点，导致了整体价值观的崩溃。中华民族要恢复元气，出路在于强调小群体关系，并找到政治合法性的可行形式。
在如此功利和犬儒的时代，潘维1能有这样博大的关怀，是值得钦佩的。我对作者的这份钦佩之情将体现在我对其作品的分析与批评之中。下面我将按照潘维文章内容的顺序，而不考虑重要程度上的差别，对作者的思想做些分析。作者从七个层面进行了论述，我也从这七个方面进行评论。
一、个人
第一层“个人和他人的关系——道德观”。其中的“欺骗”似乎可以不要。“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明奠基人都不笼统地将欺骗视为罪恶，苏格拉底说得最彻底――很多善意的欺骗是不坏的。孔孟也是这样：“言必行，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显然，这些古代中西的大哲人都认为不欺骗在品质中是次要的。从植物到动物的世界，到人的社会中，欺骗天天发生、无所不在，这是一种生存策略：有一些欺骗无伤大雅，有一些欺骗甚至还有很好的效果，欺骗贯穿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所以，我觉得在核心价值观中不必提欺骗。宗教往往反对欺骗，而轴心时代的奠基人没有提这个的。
还有，“滥淫”这个词太模糊了，按照作者文章括号里所说，“滥淫”指的是不要强奸及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这样的概括，已经非常具体，恐怕不打算包括婚前恋和婚外恋。而过去，宗教大师在说不要滥淫的时候，像这些的行为都是不行的。但是，在现在，人心已变，人们性交往的方式跟古代已经大不一样，这种变化是不是一个进步姑且不论，但明显的是我们不可能让今天的人回到古代的交往方式中去。所以，“滥淫”这个词在古代的宗教大师那里完全可以使用，因为，在他们的理解里正当的性交往是非常狭窄的。然而，今天的社会变了，作者关于“滥淫”的定义可以固定在其所说的两点上――不要强奸及不能同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既然只剩下这样的两点，而不包括别的性行为，因此，“滥淫”这一个词可以取消。在这两点中的第一点，强奸，其所指实际更广，即你不可以强行跟别人有任何关系，而不仅仅是性关系，比如，你不能强迫别人为你劳动、与你合作。除了这一点，那就只剩下一个未成年人了。所以，在涉及性行为的核心价值观上如何措辞，值得进一步推敲，现在所用的“滥淫”这个词太泛。
第二层“个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我觉得“通条”可以不要。因为，作者谈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作者也说过，要阐述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关系，而自然观并不是和社会关系直接相关的，只是间接相关。因此，为了突出作者文中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层可以考虑不要。此外，对这层中的还有一些地方我不太赞同，比如，作者过于轻视宗教和过于强调科学。人对大自然有各种认识，包括科学领域中的核心人物，比如牛顿、爱因斯坦也是信仰宗教的，他们的宗教观跟他们的自然观是水乳交融的。他们觉得，大自然有如此精致、美妙的规律，其背后如果没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那就不可理解了。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影响他们认识自然，在他们的脑子里宗教观和自然观没有冲突。可见，在自然观中科学和宗教观也是可以很好地融合的。所以，我的建议是这一条的“通条”可以不要，因为，核心价值观中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
第三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群体观”。我是搞社会学的。怎么看待个人与社会？以前是两元论，即个人与社会。现在，有一些人提出两元观是不对的，应该是三元观，就是个人、小群体、社会。一个人无法直接融入到大社会当中，比如，你不可能直接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或中国社会当中去，你只能融入到小群体中，朝夕相处在小群体里面，然后才是大社会。我认为作者第三层论述的实际上是个人和小群体的关系，而不是个人和大社会的关系小群体是非常要紧的，无论是血缘群体和非血缘群体都非常要紧。其实，乌托邦对中国社会的摧毁在这方面是最为严重的，中华民族最难恢复元气的也就在这个方面。在这层中，作者强调雷锋。其实，雷锋跟小群体中的关系是不相干的。在一个集权社会里面，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权威，他们之间缺少联系。雷锋的行为特征是对陌生人充满友善，这是原子和原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血缘群体和自愿群体中成员之间的那种关系。而我们应该强调的是小群体而不是原子化的个人，因此，雷锋不是我们所最应该强调的东西，也不会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血缘群体和自愿群体中的亲和，这才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才是更有凝聚功能的。让陌生人之间有雷锋精神，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高攀不上，更重要的是它与实际社会生活不相符合。总之，有机的小群体关系才是我们最应该强调的。当然，像血缘关系如孝悌这些也是同等重要，并且与自愿关系相比是发生在前的。
二、群体
第四层“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观”。我觉得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从国外的一些文化中提炼出了一些关键词，比如，德国人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社会环境市场经济”，非常好。
第五层“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治观”。我与作者有较大的不同意见。作者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不搞直选；第二，过去的儒家官僚集团和今天的共产党基本上是异曲同工。首先，我不是一个迷信民主的人，1990年的时候，我跟戴晴说，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各种形式的领导人产生的方式，包括罗马教廷中教皇的产生方式，从红衣主教里选教皇，跟普通信徒没有关系。我们应该研究一切形式的领导人产生的方式，我们要从多种方式中借鉴，不要迷信普选。尽管我不迷信普选，但对作者所说的不能同意。说到儒家官僚集团和共产党是不是异曲同工，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一样的。至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我认为是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Legitimacy）的危机更直接地体现在最高领导人产生。现在，西方是普选，以此支撑领导人的合法性。与之不同，我们过去的最高权力是皇权而不是官僚集团。皇权的合法性是怎样来的呢？那时候大家都承认血统，老子死了就是长子继承，尽管这种合法性在今天来看是可疑的，但在那个时代大家都承认。现在面临的处境是，传统的合法性难以为继――血统我们衔接不上，而直选我们也靠拢不上，怎么办呢？现在挑选最高领导人的手段就是两个，一个是“禅让”，毛泽东传给华国锋，邓小平传给江泽民。另一个是抢班夺权，如打倒“四人帮”。
中国从尧舜禹三代以后没有禅让了，为什么不能持续呢？其原因值得深入思考。禅让有严格的条件依赖。你是毛泽东可以禅让，相反，如果最高统治者的权威不是过大，就禅让不了。一旦禅让不了，下面剩什么？以往存在过的就只有抢班夺权了。所以，在合法性上我们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危机，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形式。我不是一味看好普选的，但一定要明白这里面极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统治集团并不等于最高领导，波普说过，统治智慧凝结到一点，就是产生了最高领导，所以，合法性这个问题也是跟最高领导直接相关的。
第六层“人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民族观”。作者在论述的时候还要打磨得更好一点。欧盟体现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体现在民族国家作用的降低――过去比较小规模的民族国家现在有可能要结成更大的同盟，这也可能是一个天下大势。
第七层“民族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国际观”。我想问的是，作者是描述现实，还是判断是非？这两点差别很大，作者必须澄清自己的立意。如果是描述现实，现实是弱肉强食；如果是判断是非，这里面有作者个人的理念和主张，好像主张和谐。作者在这两点上有一点摇摆，作者强调说国际关系是弱肉强食、丛林政治，我们必须要加入这种丛林政治中，不加入是滑稽可笑的。如果只是这样来看，就不要判断是非了，不要讲其他的了。今天我是被压迫者，明天强大了，我就是压迫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在丛林里的相对位置的变化。生存策略一定是随自己地位的变动而变动。所以，作者强调国际政治的现实是改变不了的，大家一定要现实。既然我现在位置低，管不了别人，我是被压迫，我固然要反抗，但是我明白他压迫我是必然的，等我有力量我也压迫别人。我想，作者肯定不是忠实的现实主义，作者有自己的理念，但是作者的理念和现实状况在这一点上陷入了一个很深的悖论当中。现实和理念，策略和原则，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拿捏分寸？这个深刻的悖论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事情，我觉得作者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也陷入了这样一种悖论而没有逃脱出来。
三、对我们价值观的最大干扰不是外患而是内因
最后要说的是，潘维文章在讨论我们价值观面临的问题和危机的原因时，在他所定义的价值观由内而外的七个层次中――最内层的是人类的核心价值观，最外层的是民族性――认为我们在外层上遇到了问题，危机由外入内。对此，我不大同意。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在第三层的“群体观”和第五层的“政治观”中发生的问题，导致了整体价值观的崩溃。其中，第三层中发生的是自1949年以来30多年中对小群体的摧毁，包括形形色色的自愿结成的群体；第五层是政治合法性遭受了严重危机。这两层密切相关，第三层中所有民间组织的被摧毁，导致了第五层的政权合法性的危机。正是由于这两点向上向下、向内向外的蔓延，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纵观潘维的文章，我觉得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国家和政府的关系。如前所述，潘维的文章认为我们是从第七层的国际关系这里最先遇到了问题，是国际关系上的危机的逐层内卷而不是内部关系的政治合法性造成了目前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迷失。与作者不同，甚至相反，我觉得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干扰不是外患，而是公民利益在国家内部受到压迫，还有政治合法性。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与世界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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