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位在中国的朝鲜姑娘
作者：黑色大丽花
在酒仙桥商场附近的一个菜市场里，有一个卖朝鲜族小菜的小店。主人是面目清秀的一男一女，大约二十多岁。我的一位朋友就住在他们附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朋友常去他们那里买菜，总是觉得他们有点奇怪，他们长的总觉得与中国人有点不一样，而且也很少说话。春节他们也不回家，问他们是那里人，只是简单的一句回答，东北。
昨天，我们再次来到他们的小店。朋友和他们已是熟人了。趁没有别人在时，朋友突然问女主人“你到底是哪儿人？”
“说过的，东北……吉林，延边。”
“不，不像。你就说吧，没关系，不会有事的，我的这位朋友在读大学。”
刹那间，女主人眼神里掠过一丝悲凉，“朝鲜”，她低声说。
“在这里,生活还好吗?”朋友问.
“还好.这里很自由.生活也好.”
她说,他们来中国已经三年了,辗转了好几个地方,终于在北京安定下来.他们学会了中国话,连动作都在模仿中国人,因为他们害怕被查出来,害怕被遣送回国.
“想家吗?”
“想......”
“想不想回去?”
“不,我宁愿在中国捡垃圾,也不愿再回到那个地方.”
我们都沉默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手上有一份１９９９年的朝鲜画报，其中有一篇报道，介绍最新的朝鲜电影，讲述的是一位英雄飞行员的故事，故事当然有他多么勇敢杀敌，多么忠于领袖的情节。但故事的高潮，也是电影竭力要宣扬的，是在故事的结尾：那位勇敢的飞行员在飞机出现故障，指挥塔要他跳伞的紧急关头，突然想到飞行的前方港口有伟大领袖今日成的铜像，他毅然调转机头，朝向大海，与飞机同归于尽。他为领袖尽忠的最后表现，是他为避免撞坏领袖的铜像而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而这，在那个国家里，就是最高尚的，甚至是唯一的道德。
我读到了丹尼斯讲述的平壤之行，在一个极其罕见的，琳琅满目的商场里，朝鲜人熙熙攘攘。但他很快发现，没有人买东西。更让他吃惊的发现是，这些人从商场的门出去之后，又排着队从另一个门进来了。
原来，这些商品以及假装逛商场的人群都是表演给丹尼斯们看的。而那些面无表情的人群，在最高领袖的指挥下，机械的活着或是死亡，在他们国家的光辉历史中，写满了吃人者的高尚和被吃者的罪恶，他们把自己入党的纪念日刻在身上，他们在结婚仪式上对领袖的誓言也能让他们发狂，甚至当他们被送上祭坛时，还要流出几滴感激的眼泪。
我禁不住想起了我的老师曾经给我们讲的七十年代发生在兰州的一个惨烈的故事。那时在１９７５年，一天傍晚，三名工人喝醉了酒，爬到皋兰山上，其中一个一时兴起，说，我们组建一个党吧，另外两个说，好啊。将来，我任主席，你任总书记，你任总理。三个人一边争论，一边说笑。回到家后三人各自睡去。半夜里，一个人酒醒了，想起在山上说的话，他感到巨大的恐惧，那可是犯了杀头之罪啊。他赶紧爬起来去投案自首，后来，他被判刑１５年。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人酒也醒了，在巨大的恐惧中，一个上吊自杀，一个跳楼自杀。这，就是当年那个著名的特大反革命集团案的全部过程。
我也想起了几年前那个异常寒冷的日子，在中央信访办门前，一位上访者给我讲述的他自己的故事。他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不小心弄坏了毛主席画像的眼睛，他的一个朋友告发了他。为了深入揭发背后更大的阴谋，他被群众捆绑着吊起来毒打，打断了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腰也残了，至今也不能完全直起来。
“那种毒打，那种残酷，你难以想象。打我的人中可有我的同事和朋友啊。”他伸出残疾的手给我看，沧桑的脸上刻满了仇恨，“其实，我谁也不恨，我只恨我的那位朋友，他告发我是为了入党。” 后来，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刑２０年。１９８０年被释放时，已经四十岁了。一无所有的他来到北京，一边上访，一边靠拉板车度日。 “他们该给我补发钱……多少钱算钱？” “20年了，20年了，我一个人，我没有家，没有家啊……” 他语无伦次的说着。我，无言以对。
专制统治者推崇刽子手的意识形态，竭力践踏自由，镇压一切不同意见，鼓吹并推行极权主义目标。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邪恶和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到今天还继续存在，不只夺走受难者的生命，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消他们的记忆。
我们有义务让未来子孙记录下这些浩劫和灾难，并保证未来不再重蹈覆辙。我们回顾历史最重大的教训就是：自由是宝贵的，不可随意被剥夺；邪恶是真实的，必须被遏制；如果再有机会，那些在冷酷和憎恨的邪恶的意识形态驱使下的家伙还会犯下磬竹难书的罪行，夺走千百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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