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文谈东北边界 历史家陆钦墀当年被划为"右派"
1956年,我从武汉大学毕业,统一分配到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翌年,就有了根本改变中国五十余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反右派斗争”。吉林大学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陆钦墀先生不幸入围。
“东北人民大学揪出大右派”
“文章满纸书生累”,陆先生的被难,是因为当时写了一篇《1858年和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的文章而惹下大祸。对于写作这篇文章的动因,作者是这样说的: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的史学界有了一种生气勃勃的重新研究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和改写某些历史书的气象。在中国,自从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的号召以后,史学界也有了不少活跃的表现。本文不过是对于一件大可争议的题目,提出一些史实和意见,抛砖引玉,敬供中苏两国史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这篇文章,用陆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探讨今天我们对近代史上东北边界的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处理应该是怎样的”问题。文章介绍了在19世纪中叶,中国东北领土的改变情况。即1858年5月28日订立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国割去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仅留江东64屯有居民居住权与管辖权,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又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并确定划界规定,据此规定1864年又将中国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划归俄国。接着文章批评了苏联历史书籍对这段史实的记载“有粉饰历史事实把它们简单化、片面化,不真实地阐述历史的情况”,同时还批评国内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里面竟然没有一句话提到1858-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与宋云彬《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同样不提这件事”。
作者对中国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讳莫如深、避而不谈的原因推测其“可能的理由”有三:“1.这是一件不愉快的历史,写出来可能不利于中苏友好;2.避免有人会提出‘我们应否收回失地’的问题;3.写出来不利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针对以上三个问题,作者一一作了分析解说。为了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作者还引用了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某些著作者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点,把沙俄进行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正义战争,把19世纪末的俄法联盟或者沙俄对中国的政策等等理想化了,他们的这种看法,违反了历史事实……”在探讨“为什么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的某些历史学家会有这样粉饰历史事实的情况”的问题时,作者认为“也许这和斯大林的领导是有密切联系”。
显然,作者是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文章接着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他说:
斯大林对于日俄战争的看法和列宁的看法不一致,他似乎认为旅顺口在1901年之前作为俄国的领土是一件正常的事。和列宁在1900年文章的精神不相一致。和粉饰沙俄的掠夺和压迫政策的历史书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和德皇威廉二世对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文稿是有一致的地方。威廉在1898年曾写信给尼古拉说,俄占旅大和德占青岛是福音,是真理和光明在东方的宣扬,并且军队雄立在黄海之滨的俄德两国是应该受到黄种人的敬畏的。
“先交领导审查一下”
从“帮党整风”到“反击右派”,区分“批评”与“进攻”根据的标准是看发言者是“善意”还是“恶意”,这其间的分寸是颇难掌握的。中国历来有“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的传统,而这“切”的“责”,除了“爱”之“深”之外,还有如影随身的另一面,就是极容易被视为“进攻”的。
陆先生这篇论文,先是在教研室内的讨论会上宣读,放暑假前,又在学校科学研讨会上报告。
其实,当时他所在的民盟,运动中已经定性:“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本来就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整肃对象,历史上他又与当时已成众矢之的的罗隆基等民盟上层人物多有过从,再加上这篇文章,自然毫不费事地就弄到一顶“桂冠”。
在一次大会检讨时,他起立发言不久,就被制止,与会者说他利用检讨,继续向党进攻,他于是不再说话,听大家批判。会议结束前,他要求发言:
几天来,我认真分析大家的发言,有些地方认识有所提高。今天本来是想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的,没想到同志们说我的发言是“继续向党进攻”。吸取这次的教训,下次我的发言稿写好后,先交领导审查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进攻”,确定里面没有“进攻”了,然后再讲。
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态度很严肃。大家一时没能做出反应,还是会议主持人批评他这个发言本身“又是以群众为敌的错误态度”之后宣布散会。
被指是大右派罗隆基的发言人
在全校批斗会上,他态度严肃。学校民盟负责人批判他说:“陆钦墀不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还是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他在苏州开有糖果店。”引起与会者一阵骚动。这个问题事出有因,1947年10月,因为国民党特务的迫害,陆先生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潜回家乡”替父亲经营了两个月的糖果店。1948年1月,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即再没与糖果店有何联系。会上他对此未予置辩,但对很多人批判说国共内战时期他是罗隆基的发言人,他起立更正:“我是民盟中央的发言人,不是罗隆基的发言人。”他划为“右派”的“主要反动言行”共有四条,第一条就是“曾做罗隆基的秘书,颇得信任,为罗在苏州的代理人。1956年由右派分子潘光旦、丁则良介绍来我校”;其次是“解放前后的反动言论”;第三条就是以上所说的那篇文章,“本年7月17日在我校历史科学讨论会上,提出《1858-1860年东北边界的改变》一文,该文全属捏造和歪曲,其目的在向党和苏联进行污蔑。”最精彩的应该是第四条:“陆在我校反右派斗争中对国内和校内右派分子的言行一概不作评价。”这一条与“反动言行”有些文不对题,所以1979年1月18日“改正错划”时就说这一条“不能作为划定右派分子的根据”。
在现有的材料中,记录当时陆先生对反右运动的态度的用语,全是“极其恶劣”、“顽固到底”的字样。这大约与其性格有关。他历年所填表格的本人优点栏中,填的都有:不畏强暴。而缺点栏则都有:不会随机应变。划右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既不承认有什么错误,也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而后来的右派摘帽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认罪”,在那钢铁硬汉都得服软的“改造”中,最终,他也不得不违心地随众承认这篇文章是“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挑拨中苏关系,目的在于煽动中国人民去收复失地”。鉴于陆既已“认罪”,1961年12月19日经中共吉林省委批准,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文/ 王同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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